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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散文要说人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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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散文要说人话

2020-4-10 08:09| 发布者: time| 查看: 117| 评论: 0|原作者: 穆涛|来自: 美文杂志
摘要: 说人话,不要说神话,除非你是老天爷。不要说鬼话,除非你是无常。也不要说官话,就是个官,也要去掉官气,官气在官场流通,在文章里要清除。也不要说梦话,文章千古事,要清醒着写文章。 ...

  写散文是说话。说人话,说实话,说中肯的话。

  说人话,不要说神话,除非你是老天爷。不要说鬼话,除非你是无常。也不要说官话,就是个官,也要去掉官气,官气在官场流通,在文章里要清除。也不要说梦话,文章千古事,要清醒着写文章。

  说正常人的话,说健康人的话,说有良心的话,如果再有点良知,差不多就齐活了。

  说实话,实这个字里有结实、果实、现实等内涵。结实是磁实,不虚枉,有实质内容。果实是结果,好文章都是有思想的,但这思想须是深思熟虑之后的,如同植物的果实,成熟饱满才有价值。如果是青涩的,用坊间的话说叫不够成儿。说一个人没脑子,脑洞辽阔,是指欠思量。一个洋洋洒洒的文章,如果缺乏实实在在的见解,也属于脑洞辽阔。农民种庄稼,不仅仅看秧苗长势喜人,最终是看收成的。文学写作,要关注现实,也要切合现实,切合现实不是在鼓与呼那个层面,作家不是啦啦队员,伟大的作品中,既有时代的气息,还透视着社会特征和规律,以及趋势。什么是社会趋势呢?比如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这是讲“中国之变”的,这句话出自《儒林外史》,《儒林外史》是清代乾隆皇帝年间成书的一本小说。我们用上世纪一百年做观照,验证一下这句话:1919到1949是30年,1949到1979是30年,这期间的两个30年之变均是天翻地覆式的,是典型的河东与河西。一本书里有这样的认知和思考,是可以烛照人间的,这样的作家自然也会驻存青史。

  儒林外史

  真话也是实话,是落在实处的话,是掷地有声的话。真话是不穿漂亮衣裳的,不乔装打扮,没有扮相,素面朝天。真话可能不中听,甚至刺耳,可能还讨“大人”嫌。真话的难得之处,是在对事物的认知上有突破,有新发现。

  实话可以实说,也可以打比方说,举例子说,遇到脾气不好又强势的听者,还可以绕弯子说,但无论怎么说,说话者的心态要平和。跳着脚说,挥舞着拳头说,精神抖擞着说,呼哧带喘着说,义愤填膺怒发冲冠着说,是说话时表情丰富。如果觉着解气过瘾,可以这么既歌之又舞之,但不宜养成这么说话的习惯,太劳碌身体。

  真话不在高耸处,真话是寻常的话,是普通话。只不过说的少了,才构成耸人听闻。

  如果一个时期里,说真话被当成高风亮节,被视为稀罕物,这个时期就是悲哀的,是社会的悲哀。检测社会是否悲哀的方法也简单,翻翻报纸,看看电视,听听广播,瞅瞅杂志,心里就有个大概了。建设文明社会,民风朴素重要,文风实实在在同样重要。社会文明,不一定天天跟过节似的,到处莺吟燕舞。而是惠风和畅,民心踏实安定。

  说中肯的话,是把话说到点子上,切中要害。肯,是动物身上特殊部位的肉,紧紧附在骨头上,俗话叫贴骨肉。手艺高超的屠宰师傅,一刀过去,骨肉分离,叫中肯。

  中肯这个词有典故,出自庄子《养生主》,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段子“庖丁解牛”,那位传奇的王室屠宰师傅,讲述自己刀法之所以能做到“中肯”的奥秘:一是多年的磨砺,再是“依乎天理”。多年体力和心力的修为,找到了迎刃而解的规律。

  庄子

  切中要害,箭中靶心,是水到渠成的磨砺结果。历练的过程是重要的,过程磨砺人,也涵养人。庄子用这个寓言告诫我们,不要把人活成椎子,逮哪儿扎哪儿,逮着谁扎谁,天天跟“意见领袖”式的。这样的人,做邻居也得躲着走。

  做人和写文章,都是宽厚着好。写文章的宽厚不是做老好人,比如“浪花朵朵”和“惊涛拍岸”,这两个词暴露了身处的是“浅滩”和“岸边”,“波澜不惊”这个词,多了平缓,但见深度和广度,更见力度。

  中肯的话,是有原则,守边界的话。生活里,说大话的人是不招待见的。大话不是空话,是一望无涯,不着边际,没着落。佛法无边,佛可以说大话,但人不行。文章是写给人看的,话是说给人听的,因此要中肯,也要让人接受。中肯的话也是家常话,“老僧只说家常话”,修行中的小和尚才言不离经,手不释卷的。“逢人只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”,这样的话是说给大街上的陌生人的,这不是家常话,是客气话。

  写文章,要爱惜语言,神枪手是心疼手中的武器的。

  我们的古汉语博大精深,言简意赅,老到沉实。现代汉语才走过一百年的道路,一百年,对人来说是高寿,但对十几亿人使用的一门语言,还年轻着,因为年轻,我们更应该爱惜。

  回首现代汉语的百年道路,有两个基本点值得检讨。一是自卑心理,白话文被倡导的时候,是中国大历史里严重落后与昏聩的阶段,向国外学习得多,向古汉语学习得少,至今这种心理阴影仍在,一些没有消化妥当的翻译词、译文句仍然显著。今天强调建立文化自信,有太多的基本东西需要被认识到。再是文风上受不太好的政治影响,什么是不太好的政治影响呢?我抄几句1970年的“元旦社论”,一望便知。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,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,以豪迈的战斗步伐,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。放眼全球,展望未来,我国各民族人民心潮澎湃……过去的十年,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,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十年……在这十年中,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,在新的条件下,以排山倒海之势,雷霆万钧之力,磅礴于全世界。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。”这样的语言风格过于浮华,外包装太多,不实在,而且情绪化,反理性。狂轰滥炸式的,太不爱惜语言。现代的文学是用现代汉语做基础材料的,做大建筑,基础材料仅仅过关不行,还要过硬。

  今天的散文写作,文学标准太不清晰,甚至可以说很杂乱。在散文这个概念之外,还有杂文、随笔、小品文等名目。小说以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区分,这是体量上的区分,但在内涵上守着一个整体。诗歌是多元的,但也在一个大屋檐下。但散文、杂文、随笔、小品文之间是怎么一回事儿?散文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种体裁认定,韵文之外皆为散文。杂文、随笔、小品文,是现代文学启动后的分别命名,其实从文学属性上讲并未脱离“散文”的疆域。这种在体裁上“闹独立”,对文学是构成丰富,还是构成伤害?还有一个事实,在文学研究界,如果把西方文论的东西拿掉,所剩的东西不太多。当代文学研究,有点类似当下的汽车制造业,整条生产线都是进口的,没有实现“中国制造”。也就是说,我们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中国人思维基础上的当代文学评价体系。不仅文学研究界,在不少领域,我们都欠缺自己的标准。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,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,但这个排名标准是西方的。经济、教育、医疗、环保,以及工业和农业的一些具体指标,所使用的标准,“国产化”程度不太高。建设强大国家,应该强大在根子上,我们已经到了建立中国人标准的时候了,包括中国人的文学标准。

  穆涛∶《美文》杂志常务副主编,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,国务院特贴专家,西北大学教授,博士研究生导师,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。出版著作十种,其中文化散文集《先前的风气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"2014中国好书"。2018年,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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